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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八大城市的心脏病从何而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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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大城市病”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今天的病症可能在昨天甚至前天就埋下了伏笔。前人失误,后人埋单,今天的我们不过是在为某些短视的历史决策付出代价。

文/杨晴儿

编辑/SaSa

图片来源/网络

前不久,未来城市专访了新加坡规划大师刘太格先生,他说“北京已经是个大胖子了,心脏不堪其负。”急剧膨胀的人口,紧缺的住房,拥堵的道路和难以根治的环境污染困扰着这个大都市,这就像一个人越来越胖,“血管”却时常拥堵,“心脏”每天都在高负荷地工作,久而久之,必然生病了。

当我们抱怨5号线把人挤成相片,抱怨天通苑就像《北京折叠》里的“第三世界”,抱怨胡同整治中消失了众多的文化小馆……不要忘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的城市病可能在昨天甚至前天就埋下了伏笔。现在小编就来帮你八一八北京城的“心脏病”从何而来。

“梁陈方案”被否与单中心的固化

城市体量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有一个小心脏维持其正常运转,北京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单中心城市。

这样的城市格局啥时候形成的呢?咱们不得不从北京作为新中国首都之后的第一版城市规划说起。

年2月,刚刚成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百废待兴,建筑与城市规划专家梁思成和陈占祥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以下简称“梁陈方案”)。梁陈方案重点借鉴了指导大伦敦规划的“有机疏散理论”,提出了“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核心内容是这样的:

·保护旧城中心的文物环境(并非原封不动的保护古城)

·在西郊月坛与公主坟之间的地区建设中央行政中心区,避免大规模搬迁

·在南部(北京西站及周边)规划商业区,行政、商务、文化功能区分离

其实年5月的都市规划委员会上,梁思成就报告了在西郊建设新市区的大致构想,不料6个月后,苏联专家阿布拉莫夫和巴兰尼柯夫做了《关于建设局、清管局、地政局业务及将来发展对北京市都市计划编制建议》的报告,提议在旧城里就地兴建新的行政中心。梁陈看到这个提案可坐不住了,就出了一个详细的方案给苏联专家下“战书”。

当时的外交政策是“一边倒”,梁陈方案承受了巨大舆论压力,时任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朱兆雪和赵冬日专门写了《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朱赵方案”),力挺苏联专家在旧城建立行政中心的计划。

表:三种规划方案的对比

图:梁陈方案规划图

图:苏联专家规划图

60年后再看,我们不得不叹服两位规划大师的远见卓识,但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梁陈方案落选几乎是必然的。当时的第一要务是党政机关马上投入工作,而不是从长计议怎么选址怎么盖大楼,而且“一五”时期,倾举国之力搞工业化,城市建设也强调“先生产、后生活”,另辟新址建行政中心显得太劳民伤财了。当然,这里还有一些主观上的小情绪,50年代的人们可没什么古城保护意识,但是对天安门作为政治中心的认可度却很高,难以接受除天安门之外的行政中心。

梁陈方案一落选,新旧北京城中心区的重叠就成为必然。当时城市住宅总量的86%集中在“凸”形的旧城区内,这个区域内的四合院不得不转变用途:王府、大宅变为公产,供干部办公使用,另一些作为机关工作人员住宅;还有一些沦为人员复杂、多户居住的大杂院。年,“经租房”政策一出,部分私有房产被归类为自住房和出租房,一定面积以上的出租房即由政府代为经租,从此中心区(目前的东西城)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今年开始的胡同整治行动中,政府花了大力气“恢复历史风貌”,也在重拳出击中伤害了一些租户和商家的感情,一时间矛盾集中爆发。但是说到底,今人不过是在为60年前的决策买单。

图:正门被封后某胡同酒吧只剩下两扇窗

后来,北京的城市格局也基本定调:单中心的同心圆结构,现在被广为诟病的环路设计也在这样的基础上有了雏形。

图:高峰期间时速20公里的三环路方向

二环路60年代开始建设,年左右完工,据说当时的决策者望着这条像河流一样宽阔的道路时,称“十年内不会发生大的堵车”。事实是现在堵个一两小时都稀松平常,高峰时段的行驶时速只有20公里,只有新加坡的五分之一,污染物排放量也是后者的5倍。

之后20年间,北京执迷于“画圈圈”无法自拔,三-六环相继建成通车,大七环也正在建设中,全长公里(世界上最长)。层层环路的建设不仅没有疏解市中心的交通拥堵,反而像一堵围墙,将密集的人流、物流集中在有限的路口,固化了北京单中心的格局——可以说为了减轻心脏的负担,我们确实增加了“血管”,遗憾的是血管结构出了问题,小心脏压力更大了。

年,北京中心区实在扛不住了,国务院批文,好吧,“城市建设重点要逐步从市区向远郊区转移”。回龙观、通州、天通苑等郊区“卫星城”在这个思路指导下快速发展,但由于缺乏产业支撑且配套薄弱,卫星城并没有分摊中心区职能,沦为只有居住功能的“睡城”,心脏病的另一个症状——职住分离也开始显现。所以,你今天长途奔袭进城上班的命运很可能是因为20年前的一纸批文。

图:北京城市格局(年)

图:天通苑北站等候排队进站的人流

奥运场馆选址与“心脏扩容”失败

其实一个心脏也不要紧,咱们可以让心脏变强大啊。年,北京有一次给心脏扩容的大好机会,这一年,国际奥委会接受了北京的申奥请求。

奥运场馆的选址是申奥准备的重中之重,所有人都意识到:奥运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绝佳机会,场馆选在哪里,哪里就有机会享受可观的奥运红利。同时竞争的有三个方案:

·“东南方案”:位于亦庄往东焦化厂这一带

·“东北方案”:位于朝阳区东坝,场地比较开阔

·“北方案”:位于亚运村往北至五环清河,也是目前的主赛场所在地

据前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高毅存(时任奥申委工程部规划设计处处长)回忆:“三个方案中大家都倾向于‘东南方案’,如果把奥运会放在东南方向,南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能使北京的发展趋向均衡。”从地理位置上看,亦庄刚好处于而北京-廊坊-天津的城市连线上,我们不妨YY一下,如果当年真的选址在这里,很有可能带动三个城市的协同发展,另外两颗心脏(天津、廊坊)可以有效承接首都产业和人口,为北京减压分流,说不定京津冀一体化进程能提前十年。

图:亦庄镇正好在京津轴线上

但是,那个叫“历史环境”的东西又出来捣乱了。年申奥角逐十分激烈,因为竞争对手是巴黎和大阪这种非常成熟的现代都市,北京必须倾其所有,拿出志在必得的“申奥决心”。北京数了数自己的家底,有什么呢?有一条7.8公里的很有历史底蕴的中轴线;有北边年办完亚运会之后留下比较好的设施。得,那咱们就继续向北延伸中轴线,把奥运主场馆放在中轴线两侧,北京古建筑与奥运主场馆,一面历史,一面未来——很好,这个故事讲的很有情怀!

当然,东南方案有很明显的弱势。北京地势北高南低,常年以西北风为主,南城是下风下水的位置,水质、空气环境都难以保障,当时奥组委和国外运动员可是天天盯着北京的环境污染。再有,北京发展的重头本来就在北边(现在依然如此),东南基本是一张白纸,如果奥组委来考察根本没的可看。即便长远看东南方案再好,北京也绝不能拿申奥机会去冒险。

讲个小故事,你就能明白当时北京的申奥决心坚定到什么程度了。那时巴黎奥申委确定的沙滩排球场地是法国地标埃菲尔铁塔,而国际排联主席隐约表现出钟情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于是北京奥申委连夜开会,决定就把沙滩排球场馆安置在天安门广场,真的丈量了广场尺寸,甚至在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之前放了一圈临时看台。

现在回头看,很多无奈之举在当时都是合情合理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李铭陶说:“选址北城,南北发展不平衡只是暂时的,最终北京会有一个整体大踏步前进的机遇;反之,选在南城申奥成功的把握度小,一旦与年奥运会失之交臂,南城开发就更没希望了”。

不过理解归理解,选址北城又实实在在加剧了北京“北强南弱”的区域分化,让城市大饼又向北摊了一点点。为了找补回来,北京不得不在年专门制定“城南行动”计划,第一阶段投资亿,第二阶段(年开始)安排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产业发展等4类项重大项目,总投资高达亿。但今天来看南北之间仍天差地别,薄弱的南城也是京津冀一体化需要迈过的一道坎儿。当初奥运场馆选址北城背离了京津连线发展轴,是个促进一城发展割裂协同发展的离心力,而不是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向心力,至此,北京“心脏扩容”计划泡汤。

新机场建设与谈不拢的合作

好吧,眼看奥运场馆抢不到了,那另一块大肥肉——首都二机场是不是可以努努力呢?其实南城也动了心思。

申奥之前,北京只有一个机场。那还是年,在苏联专家的又一次帮助下,民航局选定了原顺义县天竺村附近,也就是现的首都机场。年老机场就不够用了,北京开始着手二机场的选址,《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规划了张家湾与庞各庄两处中型机场场址,当时民航局也同意了,后来这事儿就因为一些原因石沉大海了。

申奥成功后,建设北京新机场的呼声此起彼伏,但是利益相关方太多了,大家吵来吵去,结果是:既然谈不拢,我们不建了新的了,干脆把老的扩建一下吧。但是扩建中,北京、天津、河北也都没闲着,纷纷拿出位置最好的地块,跪求被选中作为新机场

北京:大兴半壁店,选我!

天津:武清,选我!

河北:旧州、曹家务、河西营,选我!

图:北京新机场本期规划(-)

后来又因故搁置,直到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北京新机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新机场终于花落大兴。一个选址,前前后后用了20年的时间,个中故事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感兴趣的读者请您移步今天的第二篇文章,没准儿您能读着读着笑出声来~

各位,北京的“心脏病”历史悠久,说来话长。得嘞,今儿咱们就先说这么多,下周我们将为您呈现《北京“心脏病”发展简史(二)》,滨海新区有没有承接首都产业转移?天津真的能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吗?奥运之后北京怎么扮演“大国首都”的新角色?雄安新区会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终极药方吗?这些问题都会在下一篇中见分晓。

高毅存.北京与巴黎:——部分奥运会主办和申办城市体育设施规划比较(之一)[J].北京规划建设,(6):47-50.

李浩.“梁陈方案”与“洛阳模式”——新旧城规划模式的对比分析与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3):-.

陆铭.发展都市圈和城市群是治大城市病的良药,《财经》,-6-26

敬文正.50年变迁:首都机场候机楼的故事[J].综合运输,(4):22-24.

“梁陈方案”的反现实模拟:若实行,北京会避免“摊大饼”吗?

杜修琪.三环路、五环路、六七环路──中国城市的紧箍咒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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