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令营quot有为政府quot专
"有为政府"专场·12月18日下午
第二届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会（冬令营）在12月18日下午举办了有为政府专场。该专场由郭强(中央党校，教授)主持，参会嘉宾有:鞠建东(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韦森(复旦大学，教授)，唐世平(复旦大学，教授)，王红林(挪威国家主权投资基金，高级经济学家)，朱恒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一(清华大学，教授)，顾昕(北京大学，教授)，朱富强(中山大学，教授)，耿曙(浙江大学，研究员)，华秀萍(宁波诺丁汉大学，副教授)，刘明兴(北京大学，教授)，王勇(北京大学，副教授)，郭强(中央党校，教授)。
本期推送文一、顾昕、郭强三位嘉宾的发言实录，文本已经发言者本人审订。
一文一清华大学，教授
“大家好，其实我没有为今天这个做专门的准备，但是刚刚王勇谈到明天还有专场，如果明天讲不完的话，今天拿一点出来讲一下。那么刚才两位同事都做了很好的铺垫，我确实很同意主持人说的王勇自己的行为违背了有为政府的定义（玩笑，因为他超时了）。我争取能够按时间尽快结束。我认为有一个共识，无论我们是在海外还是国内，高层还是低层，老百姓还是政府，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中国还需要继续改革开放。这是没有争议的。中国不仅有发展空间，还有很大改革空间。问题就出在怎么改，怎么开放，什么速度，什么目标？问题和争论都出在这个地方，而问题为什么出在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对过去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验如何总结的问题。改革开放的成就肯定是要和开放前相比。改革开放前是计划经济，因此我们现在的成就肯定是打破了计划经济。这没有错。问题就出在不仅仅是这个因素。我打个比方，我们有一个旧的楼要改造的时候，到处都需要修建和改造，天花板要新装，窗户也要改，地板也要换。但是我们的改革和俄罗斯与东欧国家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苏联人一上来把承重墙给打了，以后一切都谈不上了。但我们中国人上来摸着石头过河，也许不知道哪里是承重墙，小心翼翼的，没有把承重墙打了，然后一步一步改革过来。因此，如果我们对这个认识不足的话，很容易在下一步改革开放过程中自废武功。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把这个作为引子，我们在思考我们今天的改革成果的时候，不能仅仅跟计划经济时期比，那会造成我们的肤浅。为什么？第一，计划经济在人类漫长的几千年的私有制长河中只是一瞬间。而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已经多年，这以后很少的国家能够复制成功，而且大家都反复试过，很少成功。第二，正因为复制工业革命失败的国家是在私有制下面进行的，比如中国清朝时期的复制失败了，民国时期的复制业失败了，才有了共产主义者提出来工业化成功需要社会主义。而且这个这个实践时间也非常短。那难道说现在不外乎就是要回到清朝时期的私有状态吗？如果纵向比，仅仅和计划经济比，那不就是搞了市场化、私有化吗？第三，但你横向跨国比较看，菲律宾私有制时间还不够长吗，发展怎么样啊？东欧国家、前苏联拥抱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比你彻底啊，结果怎么样啊？因此这是为什么华盛顿会共识失败了。即使像斯蒂格利茨这样拿了诺贝尔奖的人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华盛顿共识失败了，他只是知道失败了。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改革是强调“私有化，自由化，去监管化、民主化”。但是还有一些别的关键条件它漏掉了。而那些别的条件看起来是和这四个条件是冲突的，但实际上是相容的。而正是那些别的条件与其配合在一起，你才能成功。正因为条件如此复杂、苛刻，工业革命多年来，只有10%的人成功了。还有90%的人失败了。埃及尝试工业化的次数比中国还要多、还要早，没有成功，中国历史上搞了3次都没有成功。读历史非常重要。一句话是网上说的：“如果你看不清现在，那就请读一下历史，因为它曾经发生过；如果你读不懂历史，那你就看看现在，因为它正在发生。”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读读历史就会有帮助。历史告诉你，成功以后的国家和个人都是喜欢重新改写历史的。我现在发现，美国的教科书上写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写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历史学家写的历史是进不了美国的主流媒体和教科书的。因此我们对欧洲文明是有巨大误解的。因此我们想模仿他们的时候会犯巨大的错误。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SvenBeckert的新书《棉花帝国的世界史》，就告诉我们一个与教科书不同的英国工业革命史。因为工业革命是从纺织开始的，所以你要不了解纺织工业的历史，你就不可能了解后来的蒸汽机革命，你也更不可能理解工业革命本身，以及后来的亚洲政治动荡。他讲了一句话，讲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条件：“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在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军事等方面所向披靡，穿透他想波及的任何领域，工业化是不可想象的。”那这种强大的国家能力肯定有时候会乱用啊。那英国政府滥用权力的时候多着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国家能力，工业化是不可想象的。我把明天要讲的东西调一点出来，因为我明天没有时间能讲完。我们都以为搞市场经济很容易，政府退出就行了嘛。私有化一些东西就行了吗？市场经济其实非常不容易搞，人类几千年不都在市场经济里吗？有几个国家工业化了？中国清朝的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保护胜过当时欧洲所有国家，包括英国。但你清朝产生不了工业革命。当时的印度也一样。这里我引用亚当斯密的一段话，我在书里反复引用他。他其实告诉我们为什么小农经济无法实现工业革命。他讲到，“像分散在广大无边的苏格兰高地一样的孤独农舍和微小村庄这样的地方，每一个农夫都必须在家庭中自己充当既是屠夫和面包师，又是酿酒师的角色，这些专家的角色。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里面甚至不能指望在20英里范围内发现一个专业的锁匠和木匠。这些相距至少8-10英里远的家庭必须学会自己从事很多种琐碎的技能，而这些技能在人口密集一点的城市是由专职师傅提供的。在这样分散的地区不可能有任何贸易和劳动分工产生。什么样的商品才能抵消伦敦和加尔各答之间的长途马车运输费用？即便有如此珍贵的货物值得这个运费（比如中国古代的丝绸），又能用什么方式能够保障免遭遥远路途上穿过如此多野蛮落后地区时的土匪抢劫和绑架？”因此市场的形成不容易，安全市场的形成更不容易。欧洲殖民国家的全球市场发展起来是靠海军开道的。市场不是天然存在的。没有大市场，就不可能有大企业。反过来，为什么计划经济能创造大企业呢？科斯关于企业的许多理论是错的，我的书里面详细批评了他。你看美国的托拉斯，它内部不是市场经济啊，他内部就是计划经济啊。正因为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内部就是计划经济，然后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快速的实现工业化，因为它把整个国家搞成一个大企业。你靠分散的小农结合起来搞企业，开拓市场，背个包翻山越岭去卖，那是不可能的。规模化生产需要规模化市场，还有规模化销售网络。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刚开始搞经济发展都很快的。那后来为什么又要改革呢？你不允许市场竞争嘛，刚开始造的机器都很先进，但后来由于没有竞争和改进的激励机制，就都锈掉了。但是改革怎么改？不能照着经济水平发展程度比你高很多的国家的样子改。你得首先知道它当年走过的历史。这里面很有讲究，这非常不容易，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工业革命年后现在只有占世界人口10%的国家的工业化成功了。那么多国家都尝试过，非洲尝都试过很多次。但中国这次成功引爆了自己的工业革命。为什么？我们要好好总结。总结得不好就会自废武功。
”二顾昕北京大学，教授
“我今天这写的标题是社群机制与产业政策，我刚刚听林教授提到社会或社群，叫“有情社区”，开始把它纳入到思考框架之中。本来有关争论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政治学与社会学是强调国家、市场、社会三角关系的。但社群机制跟我们的主题稍微有一点远，那么我稍微改一下。
我今天讲的是“有限的有为政府”，要对林教授、王主任你们的主张限制一下。在我看来，有为政府要有为，要以某种有限的方式来为。说一下有限的方式是什么。在说有为政府之前，我先要讲，新自由主义政府是弥足珍贵的。我一会讲有为政府，政府还是要干一干的，但要以有限的方式来干。市场机制很重要，有限政府也很重要。有限政府理论还需发展，如何发展，我不大清楚。粗浅的理解，有限政府就是最小政府，稍微广泛一点，是新自由主义政府。我持的有限政府观是新自由政府。
新自由主义所界定的政府职能实际上范围已经蛮宽的，至少有5个。我们讲的华盛顿共识里面，政府职能就有这5个：保障权利，捍卫契约，维护稳定，提供公共物品，促进社会公平。对这5个职能本身，大家可能还有不同的理解。我提出，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资源有限，规模有限，所以必需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有些事，比如说概率不大的事，你就别干了，如产业政策。环境污染你都没干好，你谈什么产业政策？所以政府先去把能干好的干好，再去扯什么产业政策。政府理应在履行新自由主义政府职能上使出洪荒之力。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什么呢？应该是培育市场机制，还有促进社会治理。政府改革，最重要的是走向去行政化，将更多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社会，尤其在中国。前一阵子，我主要研究医疗政府改革。研究医改和产业政策的的基本理念都是一样的。我非医院走向去行政化。教育也是一样。去行政化的概念讲的是政府和公立机构的关系，不仅仅是在我们大学里面去行政化，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去行政化很困难，这里有一个我所谓的“去行政化弔诡”，即去行政化必需得靠那帮掌握行政权力的人来去。可是，他们都是老佛爷，你让他们剪剪指甲，这都费劲，更别提什么壮士断腕了。
我前面这段话是替张维迎辩护。下面说产业政策，进入正题。我不认为产业政策应该废除。产业政策起码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政治学家把行使产业政策的政府称为发展型国家，thedevelopmentalstate。发展主义,这是另外一个名词，是一个社会学术语，可惜在中国不流行。发展型国家和发展主义都是无所不在的，但是有一个话题，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吗？当然不是，如果存在就是合理，那改革就没必要了。黑格尔的这个主张，完全是瞎掰。
发展主义本身也是失败的例子多，但我们不能通过数数来找发展主义是该废除还是不该废除的依据。产业政策存在的理据，是市场失灵在产业结构升级和学习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这是新市场失灵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斯蒂格利茨提过。产业政策的范围，不限于模仿型产业，竞争型产业，也适用于创新型产业。
我今天主要要提的，是罗德里克提过的两个市场失灵，对产业政策非常重要。一个是信息外部性，即有关创新失利的信息实际上是一份宝贵的公共物品，可让其他市场主体减少无谓的冒险。二是协调外部性，即新兴产业活动只要具有规模经济，投入专属性和产业链集合性，那么对大规模投资活动加以协调就具有社会效益。所以，产业发展要有组织，这是单靠企业玩不转的。基于这个思想罗德里克对产业政策提出两种认知和实践模式。第一种是战略选择模式，目标是选择战略性产业，占领经济制高点，挑选一些赢家；焦点是对战略选择的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手段是税务优惠政府补贴等措施，甚至保护主义，施加点管制。第二种是政策过程模式，目标是政府与企业进行战略合作，发现产业发展的机会以及产业共同的成本；政策焦点是设计正确的政策过程和治理模式；手段是协商沟通咨询学习，总之是社群机制发挥作用，希望产业发展更顺畅。
产业政策的两种类型，分别是配置主义和生产主义。一个是结构化，选择性产业政策，主要是政府行政主导。还有一个是生产主义，从日本来的。配置主义的施政模式是以政府行动为中心，以行政机制为手段，施政取向是挑选赢家，难点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产业太多，风险是存在广泛的寻租。所以施政要点是降低寻租的腐败风险，促进产业发展的正外部性，保证竞争。走向生产主义的施政模式是以企业行动为中心，以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为手段；施政的取向是提供服务，促进协调；施政的要点是企业的组织和制度模式创新。产业政策中利益集团冲突的调和，时间有限咱不细讲。而此时政府的职能是从领航员变成服务生了。中国政府变服务生，又是跟剪老佛爷的指甲一样困难。怎样让他变成服务生，当然是有经济，政治的前提条件，至于是什么，具体你懂的。这个行政主导的挑选赢家论的确可以废除了，这一点我对林教授的许多看法是不以为然的。
我刚才讲抑制寻租成本要靠市场竞争与经济民主，抑制配置主义产业政策带来的寻租成本。如果讲产业政策的理论，要注意能力建设。这个非常重要。企业创新为中心，社群机制为主导，然后行政机制从中扮演一定的作用。最后，能力建设成为新发展主义的关键词。Theenablingstate，刚刚王勇讲翻译成“有为政府”。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首先是社会政策在讲福利国家改革时提出的这个概念。所以，我现在
